新华时评：政策对路 饭碗稳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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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2018年泉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41倍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泉州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泉州经济步入“快车道”，连续20年GDP福建居首。根据国家统计局泉州调查队发布的数据，在经济快速发展带动下，全市城乡居民生活也发生历史性巨变。

□记者 蔡紫旻 通讯员 栾佳蓉 黄晓丹

城乡居民收入连上新台阶

泉州城乡居民收入从“一穷二白”到长期位列全省第一方阵。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24元，增加到2018年的46111元，增长141.3倍，年均增长13.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75元，增加到2018年的20277元，增长269.4倍，年均增长15%。

具体而言，泉州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分成四个时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30年间，居民生活初步得到改善，总体上仍处于奋力争取温饱的阶段。

1978年年底，改革开放号角吹响神州大地。1986年，泉州利用侨乡优势，把引进外资与发展乡镇企业紧密结合起来，农村工业化序幕悄然拉开，农民收入显著增长——先后于1980年、1988年进入“百元”“五百元”时代，1991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902元，比1978年增长了11倍。市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于1982年首超500元，1986年越过千元大关，199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76元，比1978年增长4.8倍。

1992年后，泉州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城镇，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国企改革不断深化，城镇居民收入来源不断拓宽，特别是2002年—2012年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上三个台阶：依次突破万元、两万元、三万元关口，2012年达32283元，比1991年增长16.2倍。在农村，农民收入继1992年、2003年突破千元、五千元关口后，于2011年成功突破万元大关，2012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1915元，比1991年增长12.2倍。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居民实现持续增收。泉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年的32283元，增加到2018年的46111元，年均增长6.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年的11915元，增加到2018年的20277元，年均增长9.3%。

收入来源由单一向多元发展

70年来，我市经济高速增长，居民收入同步增加，改变了过去“城镇靠工资，农村靠工分”现状，收入来源由单一走向多元。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职工工资一直是城镇居民收入来源的绝对主体，1981年，泉州市区职工工资收入占实际收入比重约为82%。

改革开放后，城镇居民经营净收入比重显著提升。2018年，泉州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26684元，比2002年增加18879元，占可支配收入比重由2002年77.3%下降至57.9%；人均经营净收入10592元，比2002年增加9922元，占可支配收入比重由2002年6.6%上升至23%。上世纪九十年代，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蓬勃发展进一步丰富了泉州人民的投资渠道，利息、理财收益、出租房屋收入形成了财产净收入的主要来源，2018年，泉州城镇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5248元，占比11.4%。同时，民生领域的投入力度持续增加，全市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连续15年上涨，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等多次提高，促进城镇居民转移净收入增长，2018年，泉州城镇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3588元，占比7.7%。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农村居民收入主要从集体统一经营中获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经营收入增加明显。

近年来，经营收入已成为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2018年，泉州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7354元，占比36.3%。大量乡镇企业遍地开花，农民务工收入逐渐成为居民收入的主体。2018年，泉州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0806元，占比53.3%。此外，农村居民转移净收入稳步增长，2018年，泉州农村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1785元，占比8.8%。

经历生死不辱使命 泉州警察讲述惊心动魄的维和故事

原标题：经历生死不辱使命 泉州警察讲述惊心动魄的维和故事

道路崎岖陷入泥潭、环山险道刹车不灵、两次身染致命疾病、枪声不断生死难料、思念家人只报平安……

林金龙（靠左边的警察）看望孤儿院的儿童

泉州网7月18日讯（记者 陈灵 通讯员 李肇兴 （受访者供图））道路崎岖陷入泥潭、环山险道刹车不灵、两次身染致命疾病、枪声不断生死难料、思念家人只报平安……2002年以来，泉州共有5位民警先后前往苏丹、东帝汶等地参与维和工作。在当地动荡不安的局势下，面对艰苦的恶劣环境，他们顶着高危勤务的心理压力，承受着生死洗礼的严峻考验，圆满完成各项维和任务，令人肃然起敬。近日，记者采访了其中3位维和警察，听他们讲述不惧生死、惊心动魄的维和故事。

没有电和自来水 新鲜蔬菜很少见

2002年，27岁的泉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现为泉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民警张伟勇经过层层筛选，于当年10月至2003年12月，成为公安部第6批赴东帝汶的一名维和警察。2006年5月至2007年6月，他又被派驻苏丹执行联合国维和警察任务。他是我省首位两次代表中国赴海外维和的警察。在维和任务区，他和同事租住的是当地的土坯房，屋顶是铁皮做的，没有电和自来水，想要喝水必须到5公里外的军营去取，且每人限量供应，勉强够三餐之用。由于交通不便，当地物资短缺，市场上也很难买到新鲜蔬菜，每星期只能吃两三次且数量非常少，“西红柿只有鸡蛋那么大。”

“虽然有心理准备，但刚踏上东帝汶的土地时，心理仍然受到很大的冲击。”2011年5月，晋江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民警林金龙和泉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民警李剑伟，作为中国第16支赴东帝汶维和警队的队员，开启他们1年多的维和之旅。回忆起初到任务区的情形，林金龙苦笑道，“到包考后，一下车，四周一片漆黑，什么都没有。”距离张伟勇结束任务离开东帝汶已过去7年多，那里的环境并未改善多少，“刚到达的两三天没地方住，只能暂住在其他国家的维和警察处，找到租住地再搬走。没有自来水，只能购买大瓶矿泉水当作饮用水。”分配到其他任务区的李剑伟亦面临相似的环境，“当地的生猪养不大，因为没东西可吃。”

李剑伟执行任务时烧火做饭

骚乱现场传枪声 露宿区旁有地雷

2011年8月的一天夜里，已过零点，温度仍在35℃左右。李剑伟所处的巡警队接到信息称有人在街上打架斗殴，他和队员们没来得及穿戴装备就出发了，“维和警察必须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没想到一下车，眼前黑压压全是人，原来，这场“打架”其实是上百人的大规模骚乱。骚乱分子有的持砍刀，有的扔石块，有的放火烧汽车，就连巡警队车辆的车窗也被砸破，不时还响起几声枪声。“先前培训时，再怎么演练，危险都是可控的。一旦到那样的现场，子弹不知从哪儿打来，生死只是一瞬间的事，现在回想起来都后怕……”任务在身，李剑伟顾不上受伤的危险，与队员对现场进行控制，并及时呼叫增援，调派防暴、消防等部门，最终平息了这场骚乱。

除了骚乱，维和警察们平时遇到最多的难题要属恶劣的路况。“尤其到雨季，道路泥泞不堪。”张伟勇在苏丹，有一次和同事外出执行任务时正下大雨，100多公里的路程开了10多个小时。车胎陷入泥潭打滑，他们用钢绳绑树上牵引，开足马力，钢绳断裂，车子都上不来。众人推车，泥陷到大腿处。还未到目的地时天色已黑，为安全起见，他们在路边安营扎寨就地露宿，而一旁就是布满地雷的雷区。每次外出，都必须按照规定的路线行走。

“深夜12点多，车子突然慢慢停下来，开车的同事脸色发青，结结巴巴地说‘刹车失灵了’。”一天傍晚，李剑伟和两名同事从东帝汶首都返回阿伊纳罗，道路泥泞，云雾缭绕，能见度极低，一侧山壁一侧悬崖，3人轮流驾驶。“刹车失灵后，无线电和手机都没信号，叫不到救援，考虑到该地段不适宜过夜，我们决定冒险开回来，我全程一二档切换，用发动机制动控制车速，贴着山壁慢慢开……”回到当地警局已是凌晨3点多。

两次染上登革热 只报平安与家人

威胁维和警察安全的，还有疾病。“登革热一共有4种，没想到，我一个人就得过两种。”2011年7月，抵达东帝汶一个多月的林金龙就因蚊子叮咬而染上了登革热。“先发烧，后来全身痛，吃不下东西。”因当地没有医院，他只能去小诊所看病并靠国内寄药治疗，过了7天终于好转。始料未及的是，7个月后，由于连日的奔波劳顿，他再次染上登革热。“大家都很担心，因为很少有人会得两次。”凭借良好的体格和顽强的意志，他奇迹般地挺了过来。

林金龙赴东帝汶时，女儿刚出生不久，妻子和女儿是他战胜疾病的精神支柱。在任务区，卫星电话仅供紧急情况使用，国际长途资费昂贵且信号不好，他们与家人的联络方式只有短信。“每天都会发一条报个平安。生病的事，也是快好的时候才和他们说。”

张伟勇与当地孩子合影

张伟勇初赴东帝汶时刚结婚不久。李剑伟出发时妻子已有身孕，离开家门那一刻强忍泪水，不敢回头看一眼。对家人的思念如影随形，怕家人担心，他们的短信内容总是“报好不报坏”。

扶残助困送温暖 异国他乡献爱心

在当地，维和警察们亦保护弱势群众、帮助当地村民。如作为组织委员的李剑伟和警队不定期到孤儿院和残障人救助中心开展送温暖活动，积极响应警队长倡议，发动全体队员捐款，为当地孤儿院捐建两间教室。不仅如此，他们还与当地联系共建学校，资助困难学生，提议为偏远山村铺设饮水工程。

他们说，在异国他乡，家国情怀会更浓烈，更能感受和平的不易，对警察维护社会稳定、保护百姓安全的责任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当问及再度接到维和任务是否会去时，已两次执行维和任务的张伟勇毫不犹豫地答道：“会。”

责任编辑：林嵘